北京胡同游导游词参考

   (社会变动旧地名不适应)      一般说来,地名一旦形成,人们口头代代沿传,便改动不易。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现一直叫到现在也没改变,如前面提到的砖塔胡同、王府井西侧的菜厂胡同、钟楼前面的沙拉胡同等。沙拉是蒙古语珊瑚的意思,清代曾音译叫舒噜,今仍叫沙拉。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门,明代就已改名了,可是一些老人仍叫旧名,如元代的齐化门、平侧门、顺承门,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、阜成门、宣武门,一直到北京解放前还叫着旧名称,可见其生命力之大。       随着社会的发展,旧事物总是要更新的,地名也不例外。有些原因,地名非改不可,促使改变地名的首先是社会原因。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使许多建筑不存在了,事后出现新建筑、新街巷,改变了原来的布局,只好改名;封建王朝被推翻后,帝制改成民国,而且出现了新的政府机关,于是有300多条街巷改了名,如张皇亲胡同改为尚勤胡同,石大人胡同改为外交部街等,1966年,全国人民面临一场大灾难,街巷名称亦是“四旧”之一,自然在“横扫”之例,要在街巷名称上“打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来”,于是出现了红日路(北新桥)、红云路(新街口)、红旗路(崇内大街)、东方红路出现了三条。用总路线路、大跃进路、人民公社路等取代了原来的所谓有封建烙印的街巷名称。老北京中的旧胡同一律改为什么红心里、永红胡同、红卫胡同等等,加上了红字就成了革命地名,连很小的耳朵眼胡同也改成了“红到底”胡同……  还有一个需要改名的原因,就是重名问题。胡同名称既然是自然形成的,难免有“不约而同”之处。据    1944年出版的《北京地名志》记载,北京有扁担胡同16条,井儿胡同14条,花枝胡同11条,口袋胡同11条,箭杆胡同7条,堂子胡同7条等等,北京城区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条。重名问题,在旧社会时矛盾不太明显。那时人口少,居民不大搬家,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辈子,甚至几辈子,找人还算方便。新中国成立后就不成了,本市与外界联系剧增,外地人口进京者成为洪流,找人、办事、通讯,都因地名相同而产生极大的不便,必须加以科学的归纳,整理和改动。  改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,是鲁迅先生说的“言不雅训”,即听起来不好听。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。久之,情况发生了变化,再听起来就不雅了,如裤裆胡同、母猪胡同、焖葫芦罐、屎克螂胡同、狗尾巴胡同等等。这些不雅的胡同名称,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。      (拉香盖臭谐音改名)      地名如何改动是一个科学问题。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,就必须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。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证明,改动地名的原则是态度慎重、群众接受、尊重历史,拉香盖臭、利用谐音。  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草率行事,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数人的意愿强加于人,也是行不通的。例如东城交道口南大街西侧有横排并列的菊儿胡同、秦老胡同、前、后圆恩寺、棉花胡同等9条胡同,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一道命令旧名全部取消,改为由南向北排的“大跃进一至九条”。人们尚未习惯,又一道命令改为由北南排的“交南一至九条”。改名不采取慎重态度,群众不能接受,现在又恢复了旧名,广大群众又感到方便了。      用谐音改动旧地名是个很好的办法。因为旧社会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,大多靠口头流传地名,用谐音改变旧名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,同时结合“拉香盖臭”的原则,是极为成功的举措。如母猪胡同改为墨竹胡同;裤裆胡同改为库藏胡同;狗尾(音Yi)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;焖葫芦罐改为蒙福禄馆;屎克螂胡同改为时刻亮胡同;大脚、小脚胡同改为达教、晓教胡同;张秃子胡同改为长图治胡同等等。有些胡同旧名不一定臭,只是其含义不尽人意,如吊打胡同,因为谁也不愿意让人吊起来打一顿,故也用上述原则改为孝达胡同……      (北京的胡同知多少?)   第一范文 网www.DIYIfanwen.Com整理该文章……    通过地名研究,知道了北京地名的复杂性。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?这又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,因为胡同的数目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。老北京人曾说,“北京的胡同大的三百六,小的赛牛毛”。这种说法中的大胡同三百六,其根据可能是指《析津志》中所载元代的“火巷”三百八十四条而言,至于“赛牛毛”肯定是数不清的意思了。经过诸多专家的考证,目前已有了一个大约的估数和比例。      元代按《析津志》记载,大都城内有火巷和胡同共400多条;      明代按张爵的《京师五城坊胡同集》记载,北京城内有街巷1170条,其中胡同459条;      清代按朱一新的《京师坊巷志稿》记载,北京城内有街巷2000条左右,其中胡同960多条;      民国时期,按观光局在《北京指南》上公布的北京内外城,共有街巷2500条左右;      新中国成立初期,按《北京导游基础》记载,当时北京有街巷2550条条;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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