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雪林:花都漫拾

  笔者来巴黎只有七个多月,为了争取生活的关系,每日埋头撰述中文稿件,寄到香港一个文化机关发表,很少机会和法国人士接触,也很难对一般社会情形作深刻一点的观察。现在只能将短期内,表面所见于法国的,向国内作一简单的报告,要想我作进一步研究,那只有姑待将来了。

  自从第一次大战以后,欧洲元气,均未恢复,法国人口增殖率本来比别国来得低,有人说是中了马萨斯人口论的毒。其实马萨斯是十七八世纪的人,离开现代已一百余年,他的学说初发表时,虽然轰动世界,反对他的可也不少。法国固然有许多人相信他的学说,也不过是少数知识阶级,要说他的学说竟支配了整个法国民族,自十八世纪直到于今,那便未免远于事理。因为除了宗教以外,任何学说不会有这样大的力量,而马萨斯的人口论却不是宗教。

  法国人增殖率之慢,有其内在的原因。有人说是由文化发展过高,一般人民运用脑力过度,生殖力自比较减退。关于这,笔者愧非生理学专家,恕难作答。照我看,法国人口增殖之慢,由于工业发达,下级社会——即生殖力最强的一阶层——的妇女都离开家庭,进入工厂,当然不愿养育孩子为生活之累。再者欧洲人乳哺一个孩子,的确比中国靡费数倍,当此生活日趋艰难的时代,真是“我躬不阅,遑恤我后”,一知怀孕,便千方百计地去坠胎。法国政府对于这件事虽悬为厉禁,效果还是微乎其微。消极的禁止既然无效,只有积极地来奖励。政府在国内遍设育婴院孤儿院收容弃婴和孤儿,提高私生子的社会地位。一对夫妇诞育孩子在两个以上,政府每月津贴他们养育费二万法郎。这个数目也算不小,虽然有人贪图,多数人还是不愿做孩子的奴隶。幸而法国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,天主教视坠胎为莫大罪恶,即桑格夫人节制生育的办法,天主教也说有违上天好生之德,严格禁止。法国民族之得绳绳继继,繁衍下去,天主教的教义,倒是一个中坚的力量,否则这个优秀绝伦的法兰西民族,不出数百年,怕将消声灭迹于大地了。

  天下事权利义务必定相对,而后行得通,不享权利,单尽义务,最高尚的人还觉为难,何况是一般民众呢?我们中国人善于养孩子,经过这么多年的内争和外战,目前人口还有四亿七千数百万,这当然是几千年传下来的宗法社会的恩赐。宗法社会要我们每一氏族都永远传衍,所以有什么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,“惧祖宗之不血食”,“若敖鬼馁”来作警戒和鼓励。同时提倡孝道,子女对父母的反哺,乃是神圣的职责,违者以大逆不道论。中国大家庭制度,弊端虽多,好处也不少。中国民族之繁衍有人说全靠这个制度。一般民众也有一句口头禅,即是“养儿防老,积谷防饥”,这话五四运动以来,大遭时贤诟病。胡适博士于其诞育第一位公子时,作诗,有“只要你堂堂地做人,不必做我的儿子”,一时传为美谈。可是,我们知道养育儿女,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。千辛万苦地把儿女养大,竟半点好处也得不着,谁又乐意?能够避生育,当然避免了。西洋人不愿意养孩子,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。我现在请举一目前之例,以概其余。

  数月前,一个文艺界的朋友,谈起巴黎某区有一位老女作家,过去出身贵族,广有钱财,十七八岁时,在文坛便相当活跃。写了一本书,居然一鸣惊人,成为优秀作家之一。她的创作力非常之大,写作的方面又非常广阔。自少年时代到现在为止,创作连编译竟出版了五十多册书。她从前家中组织了一个沙龙,日与文人学士相周旋。嫁了一个丈夫,也是一个作家,兼任出版事业。他们自己有一个书店,夫妇俩的作品都在这书店发行。因为自己素性挥霍,又因两次大战关系,法郎贬值,弄得毫无积蓄,丈夫多年前亡故,书店盘给别人,连版权都盘过去,一文版税也收不到。还算书店看她面子,在四层楼上给了一间小房,作为她的住处,每月给她三千法郎作为零用。

  这位女作家,八十岁上还在写作,现在已活了九十岁,虽然五官灵敏,神智清明,笔是早放下了。我们去拜访她时,只见满屋灰尘厚积,窗帏和沙发套罩破旧不堪。她身上穿的一件衬衫,多月不换,已由白色变成灰黑了。她见我们来很表欢迎,自己抖率率地在酒精炉上煮了一壶茶请我们喝。可是,我们看见那茶杯的垢腻,谁又喝得下去,只有捧着杯假品了一阵,便搁下了。谈起来,才知她有一个女儿,现已五十余岁,嫁的丈夫还算有钱,但一向同她意见不合,对于她的作品也不甚佩服。她每星期来看母亲一次,给母亲带粮食来。她母亲穷到这地步,室中当然没有什么可以藏储新鲜食品的冰箱之类。所以她吃的永远是陈了的东西,肉是腌的,蔬菜是干瘪的。法国面包离开烤炉半小时便发僵,一星期以上,便硬成石块了,可怜这位老女作家,每天便将她的老牙根来对付石块。她每天在酒精炉上摸摸索索,煮点东西,从来不下楼一步,外面节季的变迁,都不知道。我的朋友替她带了一基罗的行将下市的葡萄来,她高兴地喊道:“瞧,这是才上市的么!”

  我另外一位朋友是一个画家,留法前后已二十余年。告诉我她所住的公寓有一位老画家,虽有儿女,每年圣诞节才来看他一次。他患病在床,儿女恰不在巴黎,当然不能来伺候。他断了气,陈尸榻上,一直过了三日,人家才来替他收殓。像我前文所举那位老女作家,过去在文学界大有声名,至今她所诞生的某城,有一条大街以她之名为名,以表城人对她的尊敬,但她暮年生活潦倒至此。这位画家也是对艺术界有很大贡献的,而死时几如齐桓公之“虫出于尸”,有儿女却等于没有。名人尚如此,普通人又将如何呢?

  法国人口本来稀少,这一次战争,壮丁的牺牲,虽没有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惨重,但也可以说相当多。现在法国政府最感头痛的,是老年人的过剩。自从医药进步,卫生设备周全,人类寿命的水准都提高了。但是人类工作精力的延长,却不能和寿命的提高作正比。一个人到了古稀之年,究竟只能算是一个尸居余气的废物。当国家富庶,时代升平,老人星特殊灿烂,可说是一种祥瑞,否则倒成为灾殃。我们倘然在巴黎街上蹓跶蹓跶,所接于目者都是步履龙钟的老翁,和鹤发驼背的老妇。在公共汽车,地道车里,所遇见的,也都是些孔子要以杖叩其胫的人物。更奇怪的,他们差不多都不良于行,男人还可以说是因为过去打仗受伤,女人呢,她们并没有去当娘子军,为什么大都跛着一只脚,扶着拐杖,很艰难地在走路?这由于什么关系:是气候?是食物?还是什么脚气病?请教法国人,他们自己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大约是见惯了反不知注意的缘故吧。这班老人对社会贡献已等于零,穿衣吃饭住房子还是和普通人一样。据说现在一个法国青年或壮年,平均要维持三个人的生活,并不是他们自己赡养父母,这班老人是政府和社会共同挑担着的,把重税加在他们身上,那也等于要他们负担了。法国政府对于老人过剩问题,虽然甚为焦虑,可是既不能学中国古书所说,某地每将老而不死者舁入深山,听其饿毙;或效法非洲土人,将老年父母逼上高树,阖家合力摇撼树身,使其跌下枝头而亡,也只有听其自然罢了。

  生活既难,可以工作的老年人,总还是勉强工作。政府各机关的人员,商店的职员,以及各种比较轻便些的职业、岗位都是老人占着。假如你请教他们一件事,把个字条儿他们看,摸索老光眼镜,那是他们第一步万不可少的手续。老人生理机能退化,工作效率当然不会怎样高,行动也嫌过于迟缓。从美国来的人常慨叹道:拉丁民族,已是日趋衰老,在法国人身上更充分表现,这满街疲癃残疾的老人,便是具体的例。是呀,法国人行动的缓慢,连我这个从东方古国来的人,都觉得有些不耐烦,那些朝气勃勃的美国小伙子,怎样瞧得惯?

  法国人善于享乐人生,过去巴黎繁华甲天下,妇女的衣装,成为全世界的模特儿,好似从前中国的上海。但现在情形已大大不同。你走到巴黎最繁盛的街道,像Rue de Faubourg,Rue de Saint Honore时装型式,既没有从前的善于变化,衣料也大都淡素单纯,像香港各衣料店那么五光十色,无奇不有,一半也比不上。香港无论男女,都穿得花花绿绿,街上所见妇女衣衫花样,很不容易发现有雷同的。妇女们每天盛装得过节一般,一年到头逛商店购买衣料,叫裁缝做衣裳,巴黎人对此也要自愧不如的。总之,现在法国人生活过得都相当刻苦,外表上虽不大看得出,我们知道他们腰带都束得紧绷绷,有似第一次战后企图复兴的德国人。法国教育界也相当清苦,所以教员授课甚多,并为人补课,企图额外的收入。我初到时曾到一个专为外国人而设的法文学校,上了一些时候的课。这个学校历史颇久,名誉极佳,其中教授均具有多年教读经验,教法极其精良。但我见其中教授每人每天上正课二小时到四小时,另外还为学生补习二三小时。女教授上了课以后,还要回家料理家务,甚至烧饭洗衣都自己动手。看他们年龄大半都在五十以上,教书累得声嘶力竭,我实在不胜同情,但普天下教书先生都穷,何况又值大战以后?他们不这么苦干,又怎样能维持一家子生活!

  巴黎大小商店,星期日一例关门休息,倒不去论它了,大部分的店子自星期六下午关闭起,一直要到星期二上午才开。巴黎是个有名的不夜城,于今普通商店,天才黑便上了铁栅门,晚间在街上走走,除了几盏路灯,到处黑沉沉的一片。一方面是他们讲究休息,一方面也由于社会一般购买力低落,生意萧条。巴黎报纸到星期日也一概停版,只有一二份星期日出版的报纸应个景儿。这倒是我们中国不常见的事。小商店和摊贩为了生意难,也就没有从前老实。买东西交钱给他们找,往往会故意抹去几个法郎。水果等物本来不许挑选,但他们倘看见你是黄脸皮的东方人,总是把烂的枯瘪的给你。同他略一争论,他便把东西一把抢回,不卖了!记得我曾在一家书铺选择两本旧书,一本是九十法郎,一本是七十,当我将书交给店主,转身到书架再寻别的书籍时,他已将书的价码,各加一竖,每本书凭空贵了一百法郎了。这虽然是极小极小的事,也可见战争所破坏的不但是物质,也破坏精神。

  不过法国的治安究竟(www.dywk.com)比中国不知强多少倍。我是在香港住过一年的人,香港匪风之盛,至今教我谈虎色变。略为有钱的人,家里铁栅门无论白天黑夜,锁得严密无比,稍不留心,便遭械匪闯入。报纸上天天有商店和行人被抢的新闻。闹市上走着的人,手表、钱袋可以被人硬行抢去。偏僻的巷衖,和行人寥落的道路,那更不在话下。我觉得香港下层阶级的人,在有人处是平民,无人处便立刻变为匪。不但下层阶级,便是受过教育的学生,有机会也要干这一手。我有一个女友,便曾被一中学生抢去了数百元港币。在香港没有钱,日子不容易过,有点钱,又要日日夜夜提心吊胆,这种地方岂不太可怕而又极端可厌么?在巴黎虽然说不上道不拾遗,夜不闭户,但这种精神威胁,却完全没有。在香港住过的人来到巴黎,最感到痛快的便是这一件事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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