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讲啦冯小刚演讲稿:温故知幸福

  各位同学,大家好:

  特别高兴能有机会到这来跟大家有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流。其实要说的话非常多,但是我还是想说说,是什么时候开始动了拍《温故1942》这个电影的念头。

  大概是在1993年,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一个下午,王朔从他的客房穿过堂屋,走到我这个客房来,就扔给我一个小说。这个小说是刘震云写的《温故1942》,我就一口气把这个小说看完了,非常地受到触动。这个小说里写了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一场灾荒,大概有三千多万河南人向陕西逃荒,途中有三百万人饿死了。但是我非常吃惊就是,在看他的这个小说之前我完全不了解有这么一场灾难。当刘震云要写这个小说的时候,去采访那些幸存的当事人的时候,大家也都说记不清了。是不是我们是善于忘记的一个民族,还是说我们这个民族遭遇的苦难实在太多了?所以我想,拍这个电影的意义其实挺大的,一个是让我们大家了解河南发生,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的悲剧,另外一个通过这个电影,也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,以后还会不会发生。

  所以,温故而知新,我觉得非常的重要。这个电影就像一个镜子一样,照见了我们自己。你看我长得是挺寒碜一个人,因为有镜子,所以我知道我长得寒碜。倘若没有这镜子,我可能会把自己想象得特英俊,特别的器宇轩昂。但是当你照到镜子的时候,你发现跟你想的不一样。我觉得尽管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会很不舒服,但是比我不知道要强一点。所以《一九四二》也是照见了我们的民族性里的一部分不堪。虽然我觉得我们的民族肯定是在世界民族之林是优秀的,否则的话我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。

  我不是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人,但是因为被刘震云的这个小说击中了我的内心,于是我跟震云说,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。刘震云说不着急,再等一等。我觉得他说不着急再等一等,并不是他不想把它拍成一电影,他肯定是对我不信任。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拍过任何一部电影。时间到2000年的时候,元旦过年中的一个晚上,震云找到我,我们俩包的饺子,喝了一顿大酒,然后他开始跟我说,兄长我今天找你来是想把《一九四二》这孩子托付给你。我听后特别特别兴奋,于是我们就找了很多的专家、很多的导演来讨论。大家有一个共识——这个小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说,但是它非常不适合改成电影,因为这个小说既没有故事也没有具体的人物,也没有情节。大家散去,我就跟震云蹲在我那工作室外头的树荫底下,我就问他:怎么办?震云问我你还想干不想干,我说想干。接着震云跟我说,我觉得把一个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工作,很多人都在做,只有很少的人在做的事,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,但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。

  怎么把不可能变成可能?肯定是非常难的。有两种方法,一种是聪明人,很聪明的编剧,首先要知道我写这个剧本,我不要走弯路,我不能绕远,不做无用功。还有一种编剧,是笨人,用的是最笨的方法,他是在路上走出来的,就是说他不知道哪条路是他要走的路。怎么办呢?把每条路都走一遍,这种编剧很笨,做了很多的无用功,但是有一条就是他真的找到了。他是因为发现,他走了很多的冤枉路,然后他发现这条路是我要走的。我跟震云说,我说咱们俩肯定是那笨的人,所以咱们得选择笨的方法。震云说好,我就等你这句话。

  我们工作室六个人一起上路,我们走了几个月,我们首先沿着小说的这个线索,河南、重庆、开罗,经过几个月的采访、摸索,这个剧本就浮现出来了。这个剧本几起几落,都没有拍成,我光成立摄制组就成立了三次,大张旗鼓地选景、找演员,最后几次折腾下来,我开始意识到,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没有机会,或者说在我能够有创作精力、有这样的冲动的时候、有这样的体力的时候,可能没有机会把这个小说拍成电影了。这期间我拍了很多其它的电影,在这个过程中,因为想拍的东西一直没办法拍,所以我可以全心全意地走一个商业片的道路,然后把这条道走得很通。这是一条什么路呢?就是充分尊重观众。然后让我自己也觉得好玩,也有意思,我觉得也不恶心。就是这样一些片子形成了一个很高的人气。对我来说,就是所谓的大家说的品牌。这个品牌是什么呢?就是观众对我的电影有个基本的信任,而刚好在这种影响力、力量最大的时候,终于在2010年又贼心不死地把《温故1942》的剧本放到案头上。之所以在拍摄《一九四二》这条路上这么坎坷,有这么多阻力,这么不顺,其实是因为你没准备好。这是一好东西,你想干可以,你要做一个很好的准备。可能到2010年的时候,觉得你准备的差不多了,可以拍了,所以这电影就拍出来了。

  《一九四二》我觉得是我们在所有的中国电影,向着一个商业大潮洪流裹挟着冲过去的时候,我们突然独树一帜地杀了一个回马枪,这个叫大清新。有个词叫小清新,我觉得《一九四二》是大清新。我们就是想做别人不敢做的那些事,我觉得没关系,对于我个人来说,我觉得我出名、得利,我名利早就双收了。名利双收了有两种情况:一种是我就享受所有这些名利带来的好处,还有一种就是我就敢于把这些东西压上去,去做我非常想做的那件事。也许我挥霍了观众这么多年来,我积累起来的对我的信任。在《一九四二》这部电影上,但是我认为,我更相信是由于《一九四二》我又建立起来了更大的一个信任。

  我发现尤其是年轻的观众,他们看完这个电影之后,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,就是走出电影院的时候,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幸福。你看完这个电影你会知道,如果你生在1942年的河南,你真的是叫生不逢时。你会觉得在今天,你怎么想你遇到的所有的挫折,你都不会想我给饿死了。跟饿死了相比,咱们目前的这些挫折、这些的不幸,其实都不在话下。张国立他说演完了这个戏,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,就是饥饿和人的尊严。这种关系,经常我们听到一句话叫:不为五斗米折腰。是不是咱们经常说,一个人特别有气节,不为五斗米折腰。我拍完《一九四二》,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,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这些人,他一定是家里头搁着有五斗米,或者十斗米,或者十旦米,他是不为你给他这五斗米折腰。如果家里老婆孩子嗷嗷待哺,你弄不会这口吃的去,年迈的父母、妻儿老小,全都得饿死,我就真的不相信他不折腰,一斗米什么事都能干,只要为了能活下去。贫穷使人变得更加的自私,目光短浅,因为他看不到远处,他只能看钱。我怎么能够活下去,怎么能够凑合地活下去。在1942年,什么是尊严?尊严就是肚皮。所以到今天国家开始,变得富强一些了,你才可以讨论有没有尊严这件事。所以我也希望大家,我这个也不是说唱一高调,应该通过看这个电影你知道,你能够活在今天,你是很幸福的。

  最后我也想把我们(www.dywk.com)电影开始的那段旁白用河南话跟大家说说: “1942年冬到1944年春,因为一场旱灾,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。”与此同时,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,斯大林格勒战役、甘地绝食、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,谢谢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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